潇湘人家，是一家湘菜馆。

湖南之与武汉，是有历史的亲缘关系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一流的地主去上海，二流的地主去汉口，三流的地方去长沙。此言可证。建国以后，武汉是毛除了北京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如此。

我回到W市。之前，硕士时期的导师就说，回来，没地方住，就来我这里住吧，反正有空房间。导师的女儿移民到了加国，就只有老两口在家了。
导师对我很好。我说过，他们对我，就像对亲儿子一样。他是上海人，却没有一点传说中的上海人的气息，甚至，他是个豪爽的人。
那年，我考到他的门下，通知书却寄丢了。在那个酷热的夏天，他一次一次去研招办去找。这是我第一次的感动，以故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这是不特例，他对学生普遍的好，但于我尤甚。他不止一次对我讲，我们之间性格很像。而他，也对我有很高的期许。只是我不争气，混混噩噩，浪费了大好的年华。
那个时候，高校的老师待遇还很差。他生活绝算不富裕的那种，女儿又在读大学，拮据可想而知，但在逢年过节，总是叫我们去吃饭，就在家里，图个节俭。师母是四川人，做得一手的好川菜。现在想来，那些日子，是艰苦读研生活时少有的快乐时光。
而且那个时候，研究生还少，上课都是在导师的家中，很次上完，也照例留在家里吃饭的。可能是与专业有关的吧，见到现在师生关系的紧张，总是怀念那个单纯的时代。
我毕业以后，相继换了不少的工作，学术的事儿几乎丢尽。而他，一直在生活上和工作上支持我鼓励我。
后来，我回到系里，并最终到了上海。他很高兴，在我临走前，我请他和师弟师妹们吃饭，他知道我困难，偷偷塞给我三千块钱，我执意推辞，他示意我不中声张，声怕他人看到。这样做似乎有些“偏心”，但我知道他对我的殷殷期望。
我走了以后，偶尔在MSN上聊聊。说说些生活的闲话，他也间或流露些愤懑。他是个直爽的人，这样的人，在中国的社会里，总会被不欢迎，因此，系里面算不是树敌吧，总有些磕磕碰碰的，因此不免被人排挤。而又无处述说，只能对我讲讲，也不能详谈。
夏天的时候，他要回上海探亲，几次问我，我在不在上海，说想跟我聊聊，并到FDU去看看，而我，在整个夏天，一直在神农架拍戏，等我回上海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于是很遗憾，他说，我还从来没有去过FDU呢。我只好安慰他，说我很快就回来了，机会还很多。
我一回来，他就跟我打电话，说请了些学生，一起聚聚吧。他在潇湘人家订了包间，并带了从四川带回的“小角楼”。
潇湘人家，是一家新店，我是第一次去，但照例是我点菜，导师说我吃的多，见过世面会点菜。无非是湘菜中的一些招牌菜如剁椒鱼头之类，味道虽一般，但实惠，服务尚佳。大家随意地说些话，导师很高兴，酒量不高，却喝了不少的白酒，似有“醉翁”之态。席间，我委婉地说些话，有意让他高兴，他就更有激情了。
吃毕，群人四散，我就又到导师家中，小坐一会儿。师母拿出龙井来，沏了，对我个人的生活颇多的关心。这样的话题，似乎总是女性提出，导师边上坐了听，也有赞同师母之意。随后又关心起我的工作来，我深知长辈的拳拳之心，只有颔首不语。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却不知我的心思，不过，他们期望我能过得好，可那知我这个年龄的男人为人处世谋生之艰难。他们无力帮我，也只有叹息了。
夜深，我告辞出来。师母嘱一定要打的士，说喝了酒不要坐公交车了。我答应了，但我下楼，就一步一步走来，我想多接触大地，期望能踏实的生活，不再虚妄，不再幻想，就像脚，一下一下落在坚实的地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