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一峰在纪念樊铧时，引用一位友人的信，说：在中国，文科博士是被诅咒的。这话听着刺耳，感觉太言重。当然，其实他指这个环境中的“那种挫折感和绝望”。
昨天晚上凤凰台又播李开学的事。
在北区的时候，大约跟李开学碰过面的，只是没有什么印象了。李开学成了“公共事件”，那是有原因的，中国每天都有人选择自己结束自己，或者因各种的原因故去，多得不可能成为新闻的题材。而李开学是的，因为他是学生，而且是大龄的学生，博士生，所以就成了公共话题。
中国现在似乎是言论“放开”了。但极不成熟。由于评论空间的开放，评论者们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此事发挥自己的微言大意。李开学就是如此，整个事件成了”导师与学生关系“的公共话题；这似乎是典型的离题万里了。还有大量的关于博士生待遇和生活压力的各种言论，也算合理。当然也有学术理想、学术功力、科研基础什么的，听听也就罢了。
其实，外人在自说自话的同时，他们不知道，这一群体的不足为外人道，也难以为人体察的，那就是精神的苦闷，因此而伴生出前述的那种挫折感和绝望。
与李开学成为言论家或为自己谋利益者的工具不同，樊铧是幸运的，他可以不受干扰，一如所愿，成为一个 lonely draf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