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刘三姐》以其美妙的民间音乐，风靡几代，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近日找出来，又反复看了好几遍，仍为其动人的旋律所倾倒。不过，就在欣赏山歌的同时，也偶然间发现，在这个电影中，其实蕴含着旧的时代社会运动的动员模式。那就是，戏曲或歌谣等民间草根的文艺形式，对社会革命的宣传、组织起着重要的作用。

        电影《刘三姐》讲的是广西水乡人民以山歌为武器，与财主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电影中的山歌，除了表现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民间特有的幽默外，还充满了战斗性。如，刘三姐对莫管家唱道：穷人血汗他喝尽，他是人间强盗头！还有，众乡亲夸赞刘三姐：好歌声，三姐开口似洪钟，歌声还比钢刀利，难怪四方都闻名；等等。这些歌谣充满了与财主斗争的鼓动和宣传。同时，山歌也能团结、组织广大群众，众乡亲和刘三姐，唱道：山歌好，好似热茶暖透心，世上千般咱无份，只有山歌属穷人。这样，就把穷人完全与财主对立开来。对于这一点，电影中的莫财主也是十分清醒的，他把从群众家中抄来的歌书称为穷人的“另一种‘四书五经’”，并且警告说，前一次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会歌。看来，在旧时代，社会动员的确有着自己独特的宣传和组织系统。

在古时候，由于传播技术和手段的落后，上层社会的精英思想及价值观念极难下移到底层社会，因此，底层社会有着自己的话语系统、价值系统和知识传播方式，他们的“知识”的载体和传播模式，不是高深的经典和学堂，而是民间的文艺及演出，如歌谣、话本、戏曲等，这一套的“知识”系统深刻地影响着底层民众的思想和价值观观念，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小传统”。因此，要讲中国古代的思想，与其讲孔孟程朱，不如讲宋江阿Q，这底层的“民间”思想，才是真正的中国社会的普遍思想。

正是从这上意义讲，戏曲歌谣之类的民间文艺形式，对中国底层社会的影响极大，其对中国底层民众的鼓动能力也非同一般。不独电影《刘三姐》，在历史上，历次的民变中，也多能看到它们的影子，且看汉末黄巾之时：“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还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红巾民变，“休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就连武昌起义，也同样如此：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在武汉地区也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黄岭峻：《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那些以宗教为宣传组织形式的民变，他们的经文也是适应民间群众的要求的，编得通俗易懂，便于传诵，就如同敦煌出土的佛经“变文”一般，其目的就是为加强宣传鼓动的效果。

不但如此，戏曲歌谣还对民变的政治组织有着重要的影响。民变的领导者，大多也出身于乡间，他们在民变成功后，如何建立领导组织，并没有成熟的思想，而当时的政治规矩当然也是他们这些底层的社会人物无缘见到的，所以，很多时候，他干脆就模仿戏曲里的帝王将相。据复旦大学张伟然教授的研究，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的领导者如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服装，竟然是当时的戏装，他们的朝仪也是参照戏曲里的模样，这也正在是太平军所到之处，均抢取戏班的原因。

由此可见，戏曲歌谣以及话本等民间文艺形式作为中国底层社会的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在前近代社会的作用之大。而这一个影响，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普及，才逐渐消退。

正是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打破了民众接受知识的限制，知识不再是社会分裂的因或果，而是成为整个社会全体民众共同的思想资源。因此，媒体的自由和开放，只能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而非相反。

（附记：读黄岭峻兄的《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作文以和之，狗尾续貂，博读者一笑而已）